历史记着他们（第1页）

　　唐山地震九年之后，当我在采访本上记下那一页页极为重要的史料的同时，无意识之下，在我的笔记本中也出现了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的形象。在国家地震局采访期间，我常常忘记了采访本身，而深深地陷入了对那些饮恨唐山的地震工作者的苦苦理解之中。吸引我的，是他们的兴奋、愤怒、茫然……那些复杂的心理与感情。

　　那个每天夜里要服三片“安定”才能成眠的老人刘英勇，如今已经快要被人遗忘了。

　　刘英勇是位老红军，刘志丹手下的陕西省委少先队总队长。一个老资格的共产党人。1936年就是地委书记。解放后的地质部矿产司司长。他那时说什么也不愿意呵。“地质？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我都不懂。我光认得一个碳、一个铁。我是小学生……”可是中国革命需要这样一批小学生逼上梁山，不管他们要完成的那个人生的转折是多么艰难。他的本钱只是他的忠诚。他几乎走遍了全中国的大山，海拔四千米以上的高度他都去过……他曾经生机勃勃地工作过，甚至还取得过令人炫目的成就。

　　可那毕竟是寻找宝藏的事业。找到矿，立刻会得到荣誉，找不到，谁也不会拿着手铐来找他。他后悔1969年秋天答应老部长李四光的要求，出任中央地震工作小组办公室领导成员，以至后来出任国家地震局局长。起初他对这个职务还有几分珍视，一上任第一件大事是为地震局争得了一块国家部级单位的大牌子，和一个部一级才能有的大铜印。至于具体工作，他也想由外行变内行，可是这个“变”却远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。他的确没有想到，当意想不到的灾难降临的时候，坐了轿车到国家领导人那儿去负荆请罪的，注定是他而不是别人。

　　地震灾害迫在眉睫的那些日子，也是刘英勇在政治灾难的漩涡中整天提心吊胆的日子。在国家地震局的上级单位中国科学院，复出工作才一年的领导人胡耀邦、李昌已被打倒。在地震局，领导小组组长胡克实也被斗靠边。那是一段恶梦般的日子。他事后不止一次向人们说起：地震前，他的主要精力在于应付政治活动，“我天天权衡：哪句话该说，哪句话不该说；哪个文件非我传达不可，哪个文件我可以推给别人……”

　　回首往事，刘英勇认为他这一生中“吃了两个大亏”：第一是读书太少，弄到后来成了一个不懂业务却又不能不管业务的尴尬角色。第二是从小近视。这双眼睛，使他1936年失去了一次到军队当领导干部的机会。如果日后当个将军，哪还会遇上唐山这样一个人生路上的万丈深渊呢？他时常叹息。

　　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胡克实在他的办公室里接见了我。“文革”前，他和胡耀邦、胡启立并称团中央“三胡”，“文革”一开始，就成为被打倒的重点人物。直到1974年，他才复出，担任国家地震局党的领导小组组长。唐山大地震前后，他受到的冲击是双重的。

　　“七二八”大震发生两小时后，胡克实就从北京东城赶到了一片混乱的地震局。他是地震局的负责人之一，可是，他此时只能坐在墙角，没有一个人向他请示汇报。这并非疏忽和遗忘。

　　1976年1月，在中国科学院批判所谓“右倾翻案风”的大会上，一个造反派点名批判了胡耀邦、李昌和胡克实。半年来，和胡耀邦、李昌一样，胡克实被剥夺了领导权力，纠缠他的，是无休无止的批判会。他愤懑无语，更忧心如焚：中国，失去了周恩来、朱德两位伟人的中国，在1976年夏天已经走到了什么样的边缘？而自然界的灾害，仿佛又和政治领域的灾难勾结而至！

　　人声嘈杂的地震局防震棚里，前国家地震局负责人胡克实找到了属于他的工作：传接电话，贴信封，发震情……

　　他还能干什么呢？

　　一种什么样的痛苦和折磨呵！

　　梅世蓉很忙。我们只在办公室握过一次手。她不是有会，便是有外事活动。有一段时间又患病住院，去外地疗养。我们一直没有机会长谈。她托国家地震局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转告我：“是否不谈了吧？”这是使人感到遗憾的。她是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中心主任，曾为全国妇联第四届执委。

　　梅世蓉的丈夫林庭煌，是现国家地震局副局长，我从他那里得知，梅世蓉是一个十分严肃的人。她是重庆大学物理系的毕业生，毕业后被分到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所工作，从此便与地震科学结下了不解之缘。1956年她作为苏联科学院地球物理所研究生在莫斯科学习期间，勤奋、刻苦，甚至到了拼命的地步。留苏之前她已二十七八岁，为了突击俄语，累得骨瘦如柴。回国后，很久家里不起伙，总和丈夫吃食堂……

　　她的事业是一个艰辛而艰难的事业。

　　她不是没有注意过华北地震危险问题。1970年10月，她曾写过《从华北地区强震活动的规则性，论危险区划分的一个途径》一文，提出：“今后十余年内，应当特别注意的有以下四个地区：（1）山西、河南、河北三省交界地区；（2）辽宁沈阳、锦州、辽东湾至渤海；（3）天津、唐山、渤海湾；（4）北京以西怀来、蔚县一带。”

　　当海城地震和以后的和林格尔、大城地震发生后，她于1976年5月主持召开了京、津地区震情会商会，在对异常的分析、认识的很大分歧面前，她感到“要想作出明确的震情判断是困难的”。她曾“准备八月份再开会讨论”。同年5月29日云南龙陵地震后不久，她被派往四川工作了一个多月的时间，返京后又负责主持京、津、唐、渤地区震情分析预报工作。7月26日，她因为要起草关于四川震情的材料，而没有参加北京地震队的会商。

　　“七二八”大震发生时，被惊醒的梅世蓉呆呆地对丈夫林庭煌说：“唉，又没有预报！又没有预报出来……”后来，当她看到河北省地震局一位在地震中失去了丈夫的女人时，难受地哭了。

　　唐山大震后，梅世蓉于1982年亲自主编了《1976年唐山地震》一书。其中第十七章《问题与启示》是她执笔的。她剖析了唐山地震的复杂性，包括“主震之前无明显前震”、“大震前区域地震活动图像复杂”、“四月份发生的和林格尔六点三级和大城四点四级地震之后，京、津、唐、张地区的地震活动空前平静”、“宏观异常出现很晚”等现象，认为“以上这一系列复杂的情况给震前的预报、震后的趋势分析造成了极大的问题”。

　　梅世蓉围绕“地点、震级、时间”三要素总结了唐山地震未能预报的教训。她写道：

　　以往常从大断裂的交汇部位，断层的拐弯、端点等地方去寻找强震地点，而唐山地震表明，这种方法值得改进。唐山七点八级地震的震中不在深大断裂上，而是在一个并不引人注目的唐山断裂带上。显然，用上述方法看待唐山，唐山不可能被划为具有强震危险的地点。

　　唐山地震预报失败的教训之一是震级判断与实际相差太远。如果说震前在地区上从大的方面看还有所估计的话，在震级上，可以说是完全出乎意料之外。震前的地震地质工作没有指出这个地区可能发生七级以上地震，历史地震资料的分析也未指出这种可能。对于已经出现的一系列异常现象，震前又缺乏认识，对趋势异常的几次大转折也作了错误的判断。结果将完整的异常过程切成数个时段，大范围的整体异常被解成数块，分别当作别处已发生地震的反应，预报了一些客观上后来没有发生的中强（五至六级）地震，而未报出唐山地震，教训是深刻的。

　　……

　　强震时间的预报问题……不认识短临前兆又是一个重要原因……

　　当梅世蓉写下这些鲜血换来的教训时，她的心情是可以想见的。

　　汪成民常在他那间桌上推满了书、**也堆满了书的小屋里接待我。一开始我就发现，他有许多话要说，可那些话都在一个“保险柜”里锁着──他并不信任我，既怀疑我对唐山大地震的熟悉程度，也怀疑我的理解能力。但是我们彼此间终于有了桥梁。令我十分吃惊，某一天，他拿出了许多极其重要的史料。“一切都要经受历史的检验……”那一刻，给我印象最深的，是汪成民那严肃的、沉重的、内涵十分复杂的目光。

　　在1976年7月27日上午的汇报会上，汪成民作为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京津组组长，被一种巨大的责任压得透不过气来。半年来，他已三次去唐山一带核查异常情况，如此关注一个地区，在他来说是前所未有的。可是他不能像耿庆国那样大声疾呼，甚至断言“首都北京将晃一次房子”。他的身份要求他拿出更精确的论据、更权威的意见，然而他毕竟没有。

　　他清楚，万一漏报，一场大地震会带来什么样的恶果。